汉文“学派”一词最早有可能出现于《明史》。《明史·卷二八三》（列传第一七一）载：“阳明学派，以龙溪、心斋为得其宗。”当然，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的“学派”始于明代，早在先秦时代，中国学派已初露端倪。中文古籍中不乏“学堂”（中文“学校”之旧称）、“讲堂”和“书院”的记载。凡有学堂、讲堂和书院之地，自然有“讲学”存在。世有“讲学”，必然有“讲学者”与“听讲者”存在，从而使得“讲学者”与“听讲者”两者之间的师生关系和学问师承渊源随之而生，由此形成“师承性学派”势在必然。先秦诸子百家便是古代的一种些学派，尤以他们当中的儒、墨、道、法四家所体现出的“师承性学派”特征最为显明。这种因出自于同一师门且学术观点相同的“师承性学派”，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乏其数。《辞海》“学派”词条解为“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。”指的便是这种传统“师承性学派”。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“师承性学派”，同样，因以某一地域，或某一国家，或某一民族，或某一文明，或某一社会，或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，同样可称为“学派”，或曰“地域性学派”（包括院校性学派），或曰“问题性学派”。东西方学派的形成，大致有赖于三种因缘：即师承、地域、问题，因而大体上可归为三类：即“师承性学派”、“地域性学派”和“问题性学派”。三者互有联系，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绝非泾渭分明。

　　所谓“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”，是指明末至清代，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用汉文翻译、撰写、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，并从深层思想上将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学派。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岱舆、伍遵契、马君实、刘智、金天柱、张中、马注、米万济、舍起灵、马德新、马联元等。从地域上讲，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是南京籍或是曾经在南京游学、讲学的学者。例如，王岱舆、伍遵契、马君实、刘智、金天柱等都是南京人，张中（江苏吴县人）、马注（云南保山人）虽然不是出生在南京，但却分别是在南京游学、讲学的学者。从学说体系上讲，他们更是一脉相承，不仅理论渊源相同，而且表述形式以及试图达到的目标也是一致的。他们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师生关系，有的年龄甚至相差两百多岁（例如，王岱舆约生于1584年，马联元生于1841年），但在思想承继关系上却是相通的。